1949年10月，北京城秋风劲烈，天安门城楼上礼炮轰鸣。就在同一时刻，西山深处一间简陋平房里，时任北平市长的彭真正捧着厚厚一摞待批公文秒配网，灯火通明到深夜。那一夜，他把“依法治市”四个字写进了第一份市政工作报告。没人会想到，三十多年后，他会在秦城监狱里面对昔日的“第一夫人”江青；无人料到，那场对峙会以一句“我要见华国锋、邓小平”收场。
时间拨到1966年5月。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楼梯口，彭真刚参加完座谈会，迎面撞见江青。四目相对，气氛骤冷。江青冷冷开口：“你开会从不通知我。”彭真答得平淡，却暗含锋芒，“同志之间，意见可以直接提。”一来一往，火药味在空气中弥散。十天后，彭真“错误路线”的帽子扣了下来，“四人帮”步步紧逼，他被停职审查，旋即失去自由。
1978年12月28日清晨，彭真回到了北京。他已七十六岁，身体依旧硬朗，每天沿着什刹海慢跑三圈。老同事见面总要问一句：那十二年怎样熬过来的？彭真笑说：“靠信念。”寥寥两字，却像磐石，没人再追问细节。
同年，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需要一位“懂法律又懂斗争”的主管。邓小平点将：“彭真行。”于是，曾被囚禁多年的老人重新拿起法律利剑秒配网，主持“两案”审判指导委员会。林彪、江青两大集团的命运，由此系于法槌。
1979年夏天，预审组第一次向彭真送来江青的卷宗。厚厚二十四册，他整整读了三夜。批注里最醒目的几行字是：“证据链再补强；必要时，当面核对。”几个月后，他确实走进了秦城监狱，却没有立即见江青——程序必须严谨，情绪必须摁住。
1980年11月20日，北京电视台转播公审现场，全国亿万观众第一次见到昔日“红都女皇”坐在被告席上。江青或冷笑，或瞪眼，打断审判长的提问，一再叫嚣：“和尚打伞，无法无天！”法庭依规记录，每一次无理争辩，都添加到犯罪事实一栏。
一审宣判完毕，江青被押回看守病房。她的情绪并未平复，卧室小桌上摆着厚厚的书稿，自称《我的一点看法》。监区管教说，她常对值班医护念那稿子秒配网，反复强调自己与毛主席“共同生活了三十八年”。
1981年1月25日午后两点，北风凛冽。彭真乘吉普车抵达秦城。他只带了一支钢笔和几页提纲，没有随行记者，也拒绝照相。狱方简单核验后，将他引至会见室。房间不大，白墙，木桌，两把椅子。江青被带进来时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，蓝呢大衣紧扣到最上端。
短暂静默后，是江青先开口：“我要见华国锋。”音调平淡，却透出命令口气。彭真摇头。江青再道：“那就见邓小平。”彭真仍摇头。拒绝没有多余解释，因为依据监狱条例，死缓犯无探视权。江青眼神倏然锋利，空气像被撕裂。对话到此戛然而止，彼此都再未提一句。
十五分钟后，彭真起身，合上手中的提纲，轻声问：“还有别的要求吗？”江青沉默，面部肌肉微微颤动。狱方记录“无其他要求”。门关上的瞬间，她的身影投在墙上，长而黯淡。
同年6月，最高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：江青死刑，缓期两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判决送达那天，江青在签字栏写下三个字：“不服判”。执行人员淡淡回应：“知晓你的意见，依法记载。”
秦城岁月漫长。江青每天被允许户外活动一小时，其余时间读书、写稿。她坚持用旧式钢笔抄录毛主席诗词，自言“自我疗救”。1984年冬，因食道问题动手术，保外就医获批，居住于东交民巷医院宿舍楼。1991年5月，在寓所浴室，江青用床单系于窗框自尽，终年七十七岁。
将镜头转回彭真。1983年，他主持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，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。起草小组加班至凌晨，彭真一字一句推敲，常说“法律条文经得起历史检验才有分量”。1997年4月26日，这位九十五岁的老人病逝于北京医院，留下七十余册工作手稿，至今仍被后人研读。
有人好奇，那场1981年的短暂会见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对江青，是命运走到尽头的徒劳挣扎；对彭真，则是用法治方式和过去切割。历史无法改写，但每一次制度化的审判，都是对野蛮政治的沉重回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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